翻开布满灰尘的旧相册，那张泛着黄边的集体照总让我呼吸一滞。照片里二十多个穿着白厂服的姑娘挤在电子厂的大门口，有人踮着脚，有人歪着头，阳光把每个人的笑容都晒得发亮。可如今通讯录里，能偶尔说上话的，不过寥寥一两人。
2004 年的夏天，十八岁的我攥着初中毕业证，跟着同村姐姐坐上了开往东莞的大巴。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稻田变成高耸的厂房，我贴着玻璃窗数立交桥的层数，数着数着就数乱了。姐姐戳戳我的肩膀：“到了，这里就是东莞。”
电子厂的宿舍楼是六层高的红砖楼，我被分到六楼最角落的 612 室。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，霉味混着洗衣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六张上下铺床架占满了房间，墙面上贴着泛黄的明星海报，有人用红笔在周杰伦脸上画了眼镜。我把蛇皮袋里的花枕头和塑料盆拿出来，下铺的四川姑娘热情地帮我铺床单：“妹儿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屋檐下的姐妹咯！”
入职培训那天，车间主任拿着扩音器站在流水线前，声音在偌大的厂房里嗡嗡作响。“质检岗位最关键，产品到你们手里必须眼睛放亮！” 我盯着传送带上来回滚动的电路板，紧张得手心冒汗。带我的师父是个短发大姐，她把放大镜往鼻梁上一推，镊子夹着元器件的动作快得像跳舞：“小丫头别怕，就当是在绣花！”
两班倒的生活像上了发条的钟表。白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，夜班则是难熬的十二小时。凌晨三点的车间最寂静，只有流水线的传送带发出轻微的嗡鸣。我和对班的晓梅轮流趴在检验台上打盹，她总偷偷从口袋里摸出半块饼干分给我。有次夜班太困，我差点把电容当成电阻贴错，多亏晓梅眼疾手快拦住我。月光透过车间的小窗洒进来，照在她睫毛上像缀了层银霜，她说等攒够钱就回老家开个小卖部。
流水线的日子简单得近乎纯粹。早上排队打饭时和工友们分享昨晚追的电视剧，午休时围在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旁给家里报平安，夜班间隙在更衣室偷吃从厂门口小摊买的烤红薯。我们不聊复杂的心事，只谈哪里的衣服便宜，哪个厂又在招工。那时的快乐很廉价，一包辣条就能让整个宿舍欢呼，一张五块钱的电影票足够期待一周。
最难忘的是春节前赶工的日子。车间里挂满红灯笼，传送带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三分之一。我们戴着指套的手指在电路板上翻飞，眼睛酸涩得直流泪也不敢眨眼。除夕夜，厂长给每人发了个五块钱的红包，我们蹲在宿舍走廊里吃泡面，把红包叠成小船放在水桶里漂。远处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，照亮了每个人脸上的疲惫与笑容。
日子在电路板与焊锡丝间悄然流逝。有人攒够钱回老家结婚，有人跳槽去了工资更高的厂子，612 宿舍的床位换了一批又一批。2006 年秋天，我收到家里的来信，说父亲生病需要照顾，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。临走那天，晓梅塞给我一个用手绢包着的银镯子：“留个念想，以后有机会来我家吃火锅。”
这些年我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，日子过得安稳平淡。可每当夜深人静，总会想起电子厂车间里的白炽灯，想起流水线旁此起彼伏的 “滴滴” 检测声，想起那些单纯得如同玻璃珠般的岁月。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人情世故和利益纠葛，才明白当年流水线前的按部就班，竟是最难得的简单与纯粹。
摩挲着相册里年轻的面孔，突然很想拨通那个早已停机的号码，问问晓梅的小卖部开起来了吗？想告诉她，我依然记得那年冬天，我们在车间偷偷用烙铁烤橘子的味道。时光带走了青春，却带不走记忆里那段闪着光的流水线岁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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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粉丝的口诉经历编写的一篇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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